誠信在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從教育學科的劃分來看,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誠信觀念似乎應是《思想品德》課的任務?但事實上語文課也承擔了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擔?這一點應該很好理解,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固然是向學生傳授關于語言和文字的知識,但語言和文字是一種表達思想的符號,是一切倫理道德和法制觀念的載體?因此古人云:文以載道,以課文為主要教學素材的語文課怎么可能不傳達一定的思想道德觀念呢! 
為了解學生的誠信觀念現(xiàn)狀,本人以“怎樣做一個誠信的人”為題在任教的四個班的語文課上進行了討論?在熱烈的討論中除處處可見對誠信的向往,對現(xiàn)實社會中誠信缺失的失望外,我發(fā)現(xiàn)學生口中的誠信離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律誠信尚有一定的距離,基本上是一種傳統(tǒng)道德意義上的誠信觀念?而這種觀念不利于學生走向社會,需要幫助學生一起進行分析?糾正,在斧正的同時加強現(xiàn)代法律誠信意識教育? 
 
一?認為個人道德內省是達到誠信的惟一途徑,忽略利益相對方以及法律的約束作用 
 
初中一年級的語文課文《論語》十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課文傳達這樣一種觀點,學生應該經常反省自己:我為別人辦事忠心了嗎?我同朋友交往誠信了嗎?教科書試圖告訴學生:道德內省是達于誠信的直接的和惟一的原因?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關于誠信觀念起源的理解,即其主要源于社會主體孤立的道德內省和意識上的自我約束,這種“誠信”只是單純意義上的“道德誠信”,即作為道德準則的誠信?而現(xiàn)代意義上的誠信則兼有道德誠信和法律誠信雙重意義?法律誠信是指當代各國在法律上普遍規(guī)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如我國的《民法通則》第四條規(guī)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合同法》第六條規(guī)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是我國法律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guī)定?而達到這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誠信目標的手段,不僅僅是當事人的道德內省,更應該是依靠與當事人在商品交換和貿易中形成契約關系的權利義務相對人的監(jiān)督,還有作為第三方力量存在的國家法律?這其實也是一個關于誠信起源問題的不同理解,即中國傳統(tǒng)的誠信文化認為誠信意識來源于主體的道德內省,而現(xiàn)代誠信文化在承認前者的同時更注重法律的約束作用?這種傳統(tǒng)的誠信意識起源觀點的存在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即讓有道德內省自覺的人在不耗費它方資源的情況下提高自身誠信水平?但無形之中也導致了傳統(tǒng)誠信文化的另一個問題,即片面強調單方誠信? 
 
二?認為誠信是自己單方面的事,忽略現(xiàn)代社會的誠信其實是法律保護下的雙邊誠信 
 
多數(shù)學生堅定地認為作為一個講誠信的人,如果當初許下承諾就應該堅守到底,而不應該以對方態(tài)度?行為不符合當初的約定為由放棄,否則就是“以暴易暴”,最終使得這個社會普遍不誠信?對于怎么才能讓對方變得誠信起來,則認為應該“讓他去自己反省吧”,即寄希望于前文所說的“個人道德內省”?換句話說,這些學生認為誠信與否是自己個人的事,與對方?與第三方無關?那這種思想來自哪里呢?除了學生自己說的不能“以暴易暴”外,恐怕還和以下課文中提倡的怎么對待“不賢”的方法有關?同樣還是上面的課文,接下來有這樣的選段——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接上文的意思,學生應該靠時時的自我道德反省達到誠信,即使學生“見不賢”,即遇到“不忠”損害自己合法利益的事情,也仍然應該“內自省”?因為如果學生使用“不誠信”的手段去報復和反擊不誠信的行為,便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訓令?即無論對方是不是對自己講“誠信”,我都應該對對方誠信,所以有古話“以德報怨”?在這些古老的訓條中,消極等待的單邊主義誠信觀被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相反,按照現(xiàn)代的法律誠信觀念,當見到對自己“不忠”的“不賢”行為時,應該積極尋求法律救濟?《合同法》用一章共16條的篇幅來敘述合同當事人出現(xiàn)“不忠”違約行為時,相對人可以通過法律向違約人提出種種要求,如支付違約金?強制履行等?即法律規(guī)定當對方有對己“不忠”的“不賢”行為時,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拿起法律武器來救濟自己被損害的利益,讓不講誠信的人承擔破壞誠信規(guī)則的不良后果,而不是單純的“內自省”?這樣,我們追求的最終確立的不再是單邊的而是雙邊的誠信觀念?甚至在“不忠”的“不賢”行為還未出現(xiàn),但存在這種可能性的情況下,人們都可以采取積極行為“私力救濟”,來維護自己可能被損害的利益? 
 
三?誠信與“立字為據(jù)”存在沖突 
 
某生因訂資料所需向班主任借錢,當時班主任老師墊錢的同時讓該生寫個借條?所有學生們得出結論:這是因為老師不信任該生?這里的借條其實就是一個借款的書面合同,如果當時沒有寫這個借條,兩人之間存在一個口頭合同,兩者的區(qū)別就是有無文字憑證?我國的《合同法》也規(guī)定,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采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頭合同在即時清結的交易中非常普遍?其特點是簡便易行,但其不足之處也很突出,即發(fā)生合同糾紛時難以取證,當事人誰對誰錯很難區(qū)分,致使當事人的利益難以得到保護?所以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利益,減少糾紛,國家還規(guī)定了一些必須采用書面形式的情況,如不動產轉讓合同?書面合同的簽訂,有利于通過簽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的互相監(jiān)督,特殊情況下通過第三方力量——法律救濟來維護彼此的誠信,即誠信與“立字為據(jù)”的書面合同是相輔相成的而并非矛盾,這才是現(xiàn)代的誠信意識? 
那么學生憑什么認為老師要求寫借據(jù)就是不信任學生呢?這種誠信與立字為據(jù)(書面合同)存在沖突的思想來源于哪里呢?匯總他們的依據(jù)主要是其通過一些古典名著了解到的“誠信之士”的處事方法,“誠信之士”從來都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而不是要立下字據(jù)才做事?如初中?高中語文課本中都有選段的《三國演義》?《水滸》等名著中的一些典型人物形象?事實的確如此:關羽?張飛與劉備桃園三結義,并未書面簽署“結義合同”,卻能為劉氏天下鞍馬一生;諸葛亮在劉備臨終時接受“托孤”,也未與之書面簽訂“撫養(yǎng)協(xié)議”,卻能為劉氏江山鞠躬盡粹? 
語文教師在贊美這些人物時也有義務作一些必要的引導:這些文學作品中“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人物是作者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是理想形象?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如果遇到類似情況時,應該“立字為據(jù)”,寫個書面合同,這樣才有法律保障?這樣在學生傳統(tǒng)道德誠信觀念里注入一些現(xiàn)代法律誠信觀念,使學生在走向社會后少出現(xiàn)一些就業(yè)合同不簽(當然是因為用工方的原因),上了幾個月班后用工方不給錢的情況,以增強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 
 
四?誠信與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之間存在矛盾沖突 
 
學生在談到一些典型的誠信之士時,多數(shù)會悲壯地表達出這樣一個觀點:雖然這些誠信之士的誠信之舉使其經濟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損害,但其人格是高尚的?這恰好反映出傳統(tǒng)道德誠信觀念的價值取向:貴義輕利,認為誠信與利益矛盾,如樂道“君子重于義,小人喻于利”?而現(xiàn)代法律誠信觀念則義利兼顧,認為誠信原則是維護民事主體雙方及社會總體利益的手段?民法里的誠信原則是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平衡的尺度和準繩?一方面誠信原則要求民事法律關系的各方當事人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尊重對方的利益,嚴格遵守公平?等價有償?shù)脑瓌t,保證法律關系中的每一方當事人都能得到自己應當?shù)玫降睦?另一方面,誠信原則要求民事法律關系的各方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內行使自己正當?shù)臋嗬?各方當事人之間一切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均是違法的?無效的?即法律誠信原則的目的在于維護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平衡或當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最終達到社會總體利益的最大化?認識到誠信與利益的一致性對于學生非常重要?作為在校學生,衣食無憂,思想單純,可以在課堂上無所顧忌地說即使誠信與利益沖突也應該“悲壯”地“舍利取義”,但當他們走向社會去謀取自己的衣食時,是不是就有可能基于這種沖突論最終而現(xiàn)實地“舍義取利”呢? 
以上四個方面的問題集中體現(xiàn)了學生在以往的語文學習中,接受的誠信意識教育多為我國傳統(tǒng)道德誠信意識,也充分反映了我國傳統(tǒng)道德誠信意識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律誠信的區(qū)別?因此語文課有必要對以往語文教學中灌輸給學生的誠信意識作一個匯總,對照現(xiàn)代法律誠信意識,做好學生誠信意識更新?強化教育工作,讓學生帶著現(xiàn)代法律誠信意識向更高的目標前進,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服務社會?